以色列是一个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，但他们认为，初创的科技公司失败的风险很高，不能完全靠私人资本承担风险，所以由政府举办一批国家级孵化器，帮助初创企业走出“死亡谷”。

目前以色列共有20家国家级孵化器，在不同地区合理布局，政府有意在北部偏远地区和南部沙漠地区布局孵化器，以带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。单个孵化器的规模并不大，一般面积约2000—3000平方米。

这些孵化器基本是私人资本负责运作，政府给予资金支持。国家级孵化器一般是风投机构、高校或其他公司举办，通过投标获得经营资格，经营期为8年。对进入国家级孵化器的初创项目，国家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可给予80%的资金支持。比如某个孵化器初创项目投资80万美元，国家支持64万美元，孵化器经营主体投入16万美元，私人资本投入占股份一般是40%，国家支持资金不占股份，公司将来如果出售，政府收回投资以3倍为最高上限。对什么项目可进入孵化器，政府不干预，但项目获得政府资金支持，需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审批。

孵化器可以提供全方位、专业化服务。项目进入孵化器后，可全身心投入研发，法务、财务、市场营销等事务都由孵化器经营公司提供专业化服务，而且基本免费。各孵化器有各自专注的产业方向，比如信息安全、医疗器械、农业科技等。

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在优化创业、创新生态中发挥了显著作用，目前申请进入孵化器的项目很踊跃，可以说是“百里挑一”，初创项目入驻孵化器后成功率大大提高，大约三分之一可以成长为运作良好的高科技企业，部分优秀项目实现到纳斯达克上市或由大企业并购，孵化器经营企业和创业团队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。

珠海高新区对孵化器也很重视，近年来加快实施“大孵化器战略”，预计2018年珠海高新区孵化器面积将超过100万平方米，但是我们办的孵化器在运作机制上还是与以色列有很大的差距。

一是重规模，轻功能。孵化器往往建筑面积不小，动辄数万甚至十多万平方米，但孵化器经营者的团队、能力都偏弱，不能给进入孵化器的初创项目提供专业化、全方位的孵化服务。

二是孵化器承担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的责任不到位。孵化器往往把重点放在出租或出售物业上，对进入孵化器的项目并不一定投资，没有和初创项目成为利益共同体。

三是政府对初创项目的支持不到位。目前省市财政资金都没有对初创项目进行天使投资，也没有类似以色列那样只投资、不占股、限定回报比例的支持办法。

四是缺少专业化的投资专家。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的经营者不仅有资本，更重要的有是投资经验，对某个产业方向比如信息安全、医疗器械、农业科技具备专业知识，所以经过他们“百里挑一”筛选的项目，进入孵化器后成功率比较高。

此外还有一个区别，以色列的孵化器注重“原始创新”，一般都是“从无到有”的项目入驻孵化，我们的孵化器更注重“从小到大”的项目孵化，所以他们需要的空间比较小，我们的一般需要空间较大，偏向于将“孵化器+科技产业园”功能叠加在一起。

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的发展经验，可以给高新区提供很好的启示：

一是要重视“从无到有”、从一个概念开始的初创项目的孵化。珠海有一批大学，也有条件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创业，所以具备条件尝试进行“原始创新”。

二是更加注重孵化器的投资功能。原则上今后开办孵化器，必须自有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，孵化器经营者要逐步从“房东”角色转变为“股东”。

三是充分发挥高新区财政天使投资的作用。珠海高新区2014年率先出台天使投资办法，作用和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资金支持类似，资金规模是300万元，最高是2.5倍固定回报退出。以色列的经验证明，高新区的这一探索方向是对的，今后要适度扩大规模，并优化运作机制，特别是政府要逐步从项目筛选的角色退出来。

四是引导孵化器走专业化路子。高新区综合性孵化器比较多，专业化的少，主要原因是缺乏懂产业、懂技术的专业投资家，要引进和培育这方面的人才，提高孵化器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。

如果能汲取以色列国家级孵化器以上这些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，相信高新区的孵化器建设水平可以提高一大步，为优化高新区创业创新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。